我们看到他站在公厕门口，饶有兴味地观赏着太阳透过树叶挥洒下的阳光，公园中环抱树干的失智老人，以及嬉笑打闹的儿童。平山的目光从不会流露出任何焦躁的痕迹，相反，对于平山来说，“工作”几乎等同于一种冥想，他为此倾注以绝对的专注与认真，似乎能从这种工作中获得无尽的旨趣。尽管公厕通常绝非令人愉悦的观看之所，但在文德斯的镜头下，平山清洁厕所的场面似乎变成了某种圣洁的仪式。

平山似乎保有一副永不厌倦的目光，他沉默寡言地扮演着一位孤独的向导角色，引领着我们以新奇者的目光游历他的生活。在午休间隙，平山会独自拎着三明治走向小公园的长椅。

在这里，他会以近乎虔敬的姿态，用随身携带的奥林巴斯胶片机拍下头顶的树叶，也会小心翼翼地将大树下的一捧小花移植进报纸制成的简易花盆。下班后，我们则跟随着他的步伐进入另一个世界，那是由旧式汤泉、街边居酒屋、二手书店所构成的隔绝纷扰的空间。
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对这种提纯的视角提出质疑。毕竟任何真正工作过的人，都很难漠视其机械、乏味乃至消磨人性的面向。如果我们试着罗列一份“工作电影”的清单，我们会发现众多与《完美的日子》秉持相反视点的作品。例如，维姆·文德斯的同代人——同为德国电影巨匠的哈伦·法罗基（Harun Farocki）便在短片《工人离开工厂》中展开了对于作为“现代性产物”的“工作”的批判；而如尚塔·阿克曼（Chantal Akerman）这样的导演，也在《让娜·迪尔曼》等影片中展示了繁琐、机械的劳动、“职业性”的概念何以成为阶级与性别压迫的帮凶。

相较于这些更富左派立场的电影，《完美的日子》看起来似乎过于天真，它以疏离的观看，抹除了“工作”与“职业”所指示的繁琐与异化的意味，将其转化为一种“劳作”，为电影蒙上了一层前现代的“田园牧歌”的色彩。

但如若了解文德斯，我们便会对此毫不意外。“天真”可能正是文德斯电影的独特之处。文德斯的电影从不以对各种“议题”的社会学式探讨闻名，他的兴趣在于借人物的眼睛，为观众呈现浪漫主义式的景观，与观众共享自己的感官经验与人生感怀。

平山的年轻同事阿隆（柄本时生 饰）的出现进一步佐证了文德斯的倾向。阿隆似乎代表着这个世界的另一类生活方式，一副典型“宽松世代”的模样。他性格懒散、心不在焉，为人也不甚可靠；他一方面想要摆脱当前的工作，一方面又为自己赚不到钱而满腹牢骚，饱受“功绩社会”的困扰。

然而，尽管平山与阿隆是工作搭档，但两人之间的交流从来都是单向的。当阿隆滔滔不绝地抱怨工作与生活时，平山既不表示赞同，也不进行驳斥，他只是以沉默应对，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平山与阿隆在工作的场景中从未长久地出现在同一个画框之内——阿隆并不在平山视线的焦点范围之内。《完美的日子》——这部独属于平山的独角戏——似乎关注的只是平山的生活，以及他愿意看到的事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