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女人世界》上映近月，在路演中不少观众好奇，“Coby有没有吐露过自己受过的苦？”片中只有翻阅自己旧报章时，Coby淡淡的一句“也许我想忘了这些记忆”带过。导演的回答是Coby一生坚强，“不愿提也不在意伤疤”。不过，电影中Coby亦自白，父亲后来携全家返祖籍江门，只有自己和姐姐留下，未多解释原因，但显而易见，她放弃衣锦还乡做洋派小姐，选择留在美国继续跳舞。

在此前提下更值得反思的是，站在当下，抹去时代背景地将Coby之舞与“疯马秀”划等号，或是以主义与凝视等理论先行，用后设视角去二元对立地解构Coby究竟是“与之为伍”还是“受苦受难”，这样真的可取吗？

片中的一个细节，是在Coby如大篷车的家中取景，电影对“都板街女郎”们的个人生活都甚少勾勒，唯独以Coby与Stephen的日常相处取一瓢饮。Stephen表示，自己喜欢做Coby的拼贴画，在各色名山大川的风景中摆弄她的小小剪影。

纪录片《女人世界》剧照

观影至此，我心中条件反射地响起警报，这是否是白人男性对于亚裔女性的“恋物（fetishization）”？转念一想，就算真的残留凝视与物化又怎样呢？它确实是时代不可避免的产物，经过这般考验，两人的夕阳之爱才更历久弥坚。Coby会在Stephen伤春悲秋流泪之际，默默地在他身后玩蜘蛛纸牌，Stephen也会兴高采烈穿着Coby设计的情侣装，陪她跳舞，远赴北京故宫。相较于二人长久的朝夕相伴，电影中的几个瞬间，又能说明什么呢？

这也涉及对于电影的另一种批评，指导演对时代背景挖掘不够深入，且与纪录片传主关系过于密切，杨圆圆的深度参与，不仅左右传主的表达，也让“只呈现不评判”的纪录片，多了主观色彩和一丝“迷妹滤镜”下的叙事隐瞒。以至于大费周章带舞团前往古巴、与两位古巴裔粤剧花旦见面的前因后果，也大多依靠电影宣传时的补充，而在作品中语焉不详。

杨圆圆与阿姨们确实情同母女，她多次表示，尽管后期疫情阻断拍摄，阿姨们还是通过邮件与视频，深度参与她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；也不难想象，阿姨们遇到懂得欣赏她们身上火花与生命力的杨圆圆，这位来自中国，而不是唐人街（China Town）的小友，会多么的视若己出，倾情相待。

换个角度来说，则正是如此双向奔赴的“一往情深”，造就了《女人世界》与早前上映、同样由“非电影专业人士（方励导演）”基于情怀拍摄的《里斯本丸沉没》的本质区别。

后者以打捞二战中被湮没的历史真相为核心的宏大出发点，前者则旨在以历史和时代为人物服务，一切源自“为阿姨们留下什么”这个朴素而真挚的初衷。所以《里斯本丸沉没》中的幸存战俘及其后人们，忆当年一再落泪，而《女人世界》中的阿姨们，却总是欢喜热闹。

关于那些可能引发二次伤害的回忆，他乡与故乡的沉痛、一路走来的艰辛，大多一笔带过。在古巴街头，不同身世背景的女人们齐唱粤语《好一朵茉莉花》；多年后驱车飞驰在中国街头，各自讲述自己中文姓名的含义；或是Coby独自望海，静静地感叹“这片海那一头是否连着中国”，都是传主的感性行为，导演并没有加上理性的旁白讲解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谈笑间。